昶说刑辩丨突破“行为”，罪犯就是你我他-从一起强迫交易案说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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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是：强迫交易罪关注的是行为是否适当？
以一指导案例为例：
2003年4月5日晚，被告人宋某擅自将12箱蔬菜送到彭某的车上，并在遇见彭某时，要以高价将这些蔬菜强行卖给彭某，遭到彭某拒绝。
宋某随即打电话给被告人陈某，陈某赶到后，两人一同用拳殴打彭某。彭某被打后，跑回到货车旁准备离开，两人紧追，宋某用手抓住彭某拖至两车过道，继续向彭某索要货款，再次遭拒绝。
陈某又继续用拳打彭某，彭某用拳还击，陈某用水果刀朝被害人彭某的腹部、左肩背部、左臂部连刺四刀，两人逃跑。
经司法鉴定，被害人彭某构成重伤。
某区人民法院认为，被告人宋某采用暴力、威胁的方法强买强卖商品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。被告人陈某在参与强买强卖过程中用刀刺伤彭某，并造成他人重伤的后果，依法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惩处。
在该指导案例中，控方证明的事实指向特定的两人，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，通过拳殴、刀刺等行为，强迫对方交易。所有证据的落脚点都是为了说明：
谁，在怎样的条件下，实施了“暴力”行为，造成损害市场基本交易秩序的后果。
在所有的要素中，“暴力”行为才是强迫交易罪的根基，如果抽掉“暴力”行为，犯罪所关注的“严重社会危害性”的评价就没有了对象。
也就是说，强迫交易罪的构成逻辑是：暴力、胁迫——>损害基本交易秩序——>强迫交易罪
在指控甲市场涉嫌强迫交易罪的案例中，控方证据中虽然出现了特定的人，也有特定的行为，比如：利诱、诉讼、召开大会、广播通报，但是这些行为明显不是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“暴力”和“胁迫”行为，而是市场对违约商户的管理行为。
不签约商户不能进市场，或加倍收入门费，也是市场享有的合法的经营权利。如果没有这些权利或管理，市场如何运行？
控方实际上是以合同履行的后果是不公平、不自愿的价值判断，倒推构成强迫交易罪。但是，中间缺少了定罪的根本性要素：暴力和胁迫行为，即：交易不公平——>强迫交易罪。
如果甲市场没有暴力、胁迫行为，只是在签约或履约过程中存在违背平等、自愿原则的行为，导致合同不公平，就不是公安管的事，应该交由商户通过民事诉讼自己解决。
如果公安什么事都管，就不是保护公民，而是一个社会的灾难。
回到甲市场的案例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，在此案中强迫交易罪指向的不是特定的“暴力”“胁迫”行为，而是一种交易不公平的结果。这就关系到一个刑法的根本性问题：犯罪到底是什么？
“无行为则无犯罪”是一条古老的法谚，行为不仅使犯罪获得了实体性的存在，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也严格限定了刑罚权的发动，不是实施了外在的行为，就不能做犯罪处罚。
在历史上，“行为”对刑罚的限定，主要是针对主观意图和言论。
最经典的是孟德斯鸠的论述：“马尔西斯做梦他割断了狄欧尼西乌斯的咽喉。狄欧尼西乌斯因此把他处死，说他如果白天不这样想夜里就不会做这样的梦。
这是暴政，因为即使他曾经这样想，他并没有实际行动。法律的责任只是处罚外部的行动。”
无独有偶，中国古代也有腹诽罪。齐武帝恼怒大臣谢超宗恃才傲物，指使他人弹劾谢超宗，罪状就是：“讪贬朝政，必声凶言。腹诽口谛，莫此之甚；不敬不讳，罕与为二。”
现代社会，一个人不会因为心里想的东西而被处罚，因为内在的想法没有外化，就是不可评价的主观。
同理，我们也不能因为对一个结果的价值判断而归罪一个人，因为是否公平，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，就有不同的结论，它仍旧是主观的。
如果基于个人主观价值判断就发动刑罚，实际上还是落入了以行为人主观想法定罪的窠臼。
两者的本质都是，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不喜欢一种状态或者想法，就都扫到“犯罪”的箩筐里。
尤其是，法律对于不公平的交易，配置了合同无效、市场监管等前置措施，只要没有出现暴力、胁迫等最严重的危害行为或者危及个人安全和健康，刑罚都应该保持克制。
“无行为则无犯罪”是法律人耳熟能详的一句法谚，但是，熟知不等于理解，理解也不等于践行。
只有在真实的案例中，遭遇权利和权力的博弈，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到，“历史不会重复它的事实，但是会重复它的规律。”
只有在任何情形下都坚守的原则，才能称其为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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